中国水泥窑协同处置的环保功能及发展演变的梳理

摘要:
【中国建材信息总网】(原标题:专访蒋明麟|从“无废城市”走向“无废社会”)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积极组织污染防治攻坚战,环境治理效果初步显现。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开始部署,一项重大污染防治工作正式进入试验推进状态。4月底,生态环境部会同其他18个相关部委筛选确定“11+5”城作为首批试点。5月中旬,试点在深圳启动。“无废城市”被当作一把钥匙,正式开启了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大门。
  “无废城市”是什么?为什么要在现阶段建设“无废城市”?建材行业在“无废城市”建设中起什么作用?应如何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怎样从“无废城市”走向“无废社会”?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建材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原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原国家建材局副局长蒋明麟。
  蒋明麟指出,建材行业应紧抓“无废城市”建设时机,发挥其主力军作用,将自身产业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在他看来,建设“无废城市”是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工程,也是一项全民共建共享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应为“无废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在展望从“无废城市”到“无废社会”的美好前景时,蒋明麟表示,从“无废城市”走向“无废社会”是一项美丽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大批人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克服重重困难、不厌其烦、百折不挠地付出心血、智慧,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建设“无废城市”利国利民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对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促进建材行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绿色发展转型,提升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水平,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随着我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的增强,城市固体废物大量产生,对人居环境和居民健康产生极大影响。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部分地区垃圾围城、垃圾遍野等问题成为民心之痛、民生之患。面对这些突出环境问题,2017年,我国首次提出“无废城市”概念,得到社会各界及建材行业的广泛关注。在您看来,“无废城市”究竟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在现阶段建设“无废城市”?
  蒋明麟:“无废城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抓手,是我国进行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一件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作为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无废城市”旨在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价值最大化、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
  需注意的是,“无废城市”并不是说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与无废化过程。
  “无废城市”建设,有利于加快解决久拖不决的固体废物污染问题,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获得感。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生固体废物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增各类固体废物100亿吨左右,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亿—700亿吨,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还有较大差距。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将引导全社会减少这些固体废物产生,促进行业可持续性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宜居水平,不断增强民生福祉。
  建材行业大有可为
  建材行业在当前以五大理念发展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新环境下,在绿色转型与优化升级进程中,应牢抓“无废城市”建设的大好时机,认真贯彻落实《“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将建材产业自身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记者: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5月中旬,“无废城市”试点在深圳正式启动。面对这样的发展时机,建材行业企业应该怎么看、怎么做,对此您有何思考和建议?
  蒋明麟:从哲学层面来讲,“废”和“有用”是互相对立、矛盾统一的存在;从客观角度来讲,没有一种物质是无用的,只是还需利用更好的技术和方式对其价值进行挖掘。从专业领域来看,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废弃物主要可分为五大类: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垃圾。其中以工业废弃物为主,工业废弃物又包括一般工业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两类。
  建材行业在“无废城市”建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废弃物综合利用领域,建材行业在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方面更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大量工业废弃物经资源化处置后转化为绿色建材产品,服务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生活垃圾经无害化处理后,其热值和有效成分被充分利用,以减少能源资源浪费和污染物排放;大量污水经处理后可循环使用,或成为生态水;农业、林业方面的废弃秸秆及纤维质物质可生产绿色板材;磷石膏经提纯后可制造石膏晶须和土壤调理剂;污泥和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飞灰,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等技术处理后可生产生态水泥,其能量和有效物质得到充分发挥。在这些领域,建材行业企业还可进行更多探索与开发。在我看来,这是建材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线及大好机遇。
  目前,我国很多水泥企业已进入转型升级阶段。过去主要以生产胶凝材料、水泥熟料为主,如今在生产绿色建材的同时,还能协同处置大量工业废弃物,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上创造了巨大价值。
  其中,最为兴起的有窑炉协同处置技术。这不仅包括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还包括钢铁冶金高温窑炉协同处置危险废弃物等。事实上,危险废弃物不仅浪费资源,侵占土地,而且影响人居安全及生态环境。高温窑炉对于危险废弃物处理,可实现安全有效利用,并在此领域取得很大成绩。
  记者:目前,我国城乡建筑垃圾私拉乱倒现象严重,未经处理就堆放在道路和沟渠旁,甚至直接向河流、湖泊、池塘倾倒,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给城市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巨大难题。面对这样的现状,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领域,建材行业又能做些什么?
  蒋明麟:建行行业应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及自身功能,对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可利用建筑垃圾制造再生粗细骨料、混凝土、机制砂,生产再生砖、再生砌块等建筑制品,以及各类道路材料和其他施工辅助材料等绿色建材。
  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建材行业大有可为。在当前以五大理念发展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新环境下,尤其是从过去的“二高一低”到如今的转型升级进程中,建材行业都应牢抓“无废城市”建设时机,认真贯彻落实《“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将建材产业自身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
  政府、企业、公众多方参与
  政策是引导,企业是主体,公众是基础;做好标准引导,紧抓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品质效应,注重合作共赢发展模式,强强联合,力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
  记者: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固废综合利用工作已开展多年,政府部门及行业内都探索了一系列新模式新技术,但在资源环境窘迫的压力下,未来的发展任务仍然艰巨。在您看来,建材行业在践行“无废城市”建设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阻碍?应怎样规避?您有哪些建议?
  蒋明麟:刚刚我们主要谈的是机遇。但实际上我们在前进道路中总会遇到各式各样问题,其核心问题就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其次,企业创新能力不够、公众参与力度不足等也是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看来,要想进一步加强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应从这几方面出发。
  第一,政府做好总体规划。针对因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医疗垃圾等都有合理科学的估算与处置。第二,做好立法工作。各地政府需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好与之相匹配的立法引导。第三,健全法律法规。其核心问题是要严格执法。只有严格执法,各地政策才能落到实处。第四,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企业提供财政、金融、税收等多方面政策支撑。水泥、玻璃、墙体等各领域企业都需根据无废城市建设规划,在绿色生活、绿色经济发展中有明确定位,积极做好技术创新及装备更新。第五,紧抓教育,做好人才储备。可在相关环境工程学院开设相关研究学科。第六,公众参与是基础。垃圾是由公众产生,尤其是生活垃圾、医疗垃圾,以及快递、外卖、废旧车等新型模式下产生的新型废弃物,所以要想建设好“无废城市”,公众的参与极其重要。媒体要做好宣传工作,规避“邻避”效应。企业要公开数据,做到信息透明。公众要减少垃圾产生,学习合理分类,严格遵守规定。
  记者:您说得非常对。政府、企业、公众多方都需参与,但侧重不同。法律是基础,政策是引导,企业是主体,全民参与是基础。只有这些方面都协调配合了,所有的废弃物处置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蒋明麟:的确,“无废城市”发展,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共同努力。各部委需积极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引导协会、引导高校院所等一同携手努力、共同推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为建材行业效力;要做好标准引导,紧抓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品质效应,注重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强强联合,力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
  美丽而艰巨的事业
  从“无废城市”走向“无废社会”,是一项伟大又艰巨的事业。其中,涉及到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需一大批人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地付出心血、智慧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记者:“无废城市”建设是一个全民共建共享的系统性工程。目前在国际上“无废城市”概念虽没明确说明,但许多发达国家对“无废城市”理念的践行早已走在前列,例如美国的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澳大利亚的悉尼等城市都有明确提出建设“无废城市”。在您的工作当中,您曾多次率团对欧美国家进行考察访问。您认为,国外的哪些经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
  蒋明麟:事实上,不少欧美发达国家的很多理念、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都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与研究。例如,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在欧洲、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有30多年的研究应用历史,在替代燃料研究和生态水泥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目前,我国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同时,这些国家对新型废弃物、生活垃圾处理也有深入探索。例如,利用水泥窑处置大量废旧轮胎及农业废弃物;曾经造成英国恐慌的疯牛病,最后的处理方式并不是简单宰杀和填埋,而是将其宰杀后通过水泥窑焚烧解决。这些国家还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储存再处理、再资源化等领域,以及法制法规建设、公众环保理念建立、技术装备更新、政府支持与资金投入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比如,日本持续推进建设循环经济社会基本规划,欧盟委员会先后发布“迈向循环经济:欧洲零废物计划”“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等措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国家建设“零废弃”社会的做法为我国建设“无废城市”都提供了宝贵经验。
  记者:建设“无废城市”“无废社会”并非我国独有愿景,事实上,这也是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规划目标。那么,您心中对“无废城市”“无废社会”又是怎样的美好愿景?从建设“无废城市”到构建“无废社会”,您还有哪些思考?
  蒋明麟:面临这样的新时代,建材行业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吸引国外更多先进理念和技术,为我所用,使我国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让“无废城市”试点工作在工作方案指导下产生一系列实实在在、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使“无废城市”建设更加有声有色。期待到2035年,“无废城市”能在全国普遍性展开,并且不单要“无废城市”,还要向“无废农村”“无废社会”进一步推广发展,取得普遍性成就;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构建“无废社会”达到较高水准,为广大人民创造更加清洁、美好、舒适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
  然而,从“无废城市”走向“无废社会”,是一项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其中,涉及到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需一大批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人去克服重重困难、坚韧不拔、认真求实的稳步推进。中国建材报记者
张玲玲

日前,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就“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问题建言献策。此前,全国政协经济与科学及人力资源环境委员会已先后实地调研湖北华新集团和北京金隅集团。此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是一种可行方式,国家发改委将研究落实投资、价格、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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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分析,随着高层对水泥窑协同处理垃圾废弃物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后续现金补贴等实质性扶持政策有望加快出台。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水泥工业完成引进消化吸收新型干法水泥技术之后,就开始进入提升和再创新的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型干法水泥技术不断发展,尤其在节能减排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中国自主研发的万吨级水泥生产线、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低氮燃烧和烟气脱除氮氧化物(NOx)、以及水泥节能粉磨工艺装备与陶瓷研磨体等系列中国特色技术的开发,都已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水泥工业节能减排水平。但是,这些创新发展都可归类于水泥工业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洁身自好”的努力。与之不同的是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创新,其社会意义和环保意义是外在的,解决的是社会文明和环境保护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没有得到社会应有认识和重视。

水泥窑协同处置亟待认知

即将召开的全国水泥窑协同处置创新发展大会,是水泥工业向环保功能产业转型的重大宣示,是水泥企业勇于担当生态环保责任的宣示,是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创新发展成就的展示,当然也是协同处置废弃物为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所做贡献的展示。值此创新发展大会召开之际,笔者根据自己十几年在建材行业从事相关科技管理工作的体会,对我国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环保功能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做一个简要梳理,希望能有助于社会各界客观公正了解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对社会文明、生态环保的重要意义,水泥窑协同处置对环境保护和相关产业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关心和支持中国水泥工业向环保功能产业转型发展。

水泥窑协同处置和垃圾焚烧发电都采用垃圾焚烧方式,但是由于不同的工艺路线和能量转化途径,水泥窑协同处置的垃圾处理可以实现科学的、标准的、无害化的处置,不会再次产生二Af英等有害气体,更加环保。

水泥工业,想说爱你不容易

截至2013年底,水泥窑协同处置生产线已投产运行约30余条,年处理废弃物246万吨。其中,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投运12条线,年消纳处理生活垃圾约180万吨,城市垃圾年产生量达3.52亿吨;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投运9条线,年消纳处置污泥约54万吨,污泥年产生量为2200万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投运13条线,年消纳处置危险废物约12万吨。

长期以来,中国水泥工业被定格为“两高一资”产业,即高能耗、高排放、资源型原材料产业。说起水泥,虽然承认不可或缺,因为社会发展和社会财富主要都是由水泥混凝土建筑物承载,但是又认为水泥是严重污染产业。其实,水泥产业低排放甚至超低排放的水平,随着工艺和环保技术的进步、发展而提升。在很多人印象中污染环境的立窑、湿法窑等落后水泥工厂早已成过去时,不见踪影。现在,所有见过中国现代化的新型干法水泥工厂的政府领导和社会人士没有不感慨和赞叹的。尤其在晚上,现代化水泥工厂壮观的100多米高预热器塔架和工业建筑群已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美景。到目前为止,若按行业,在海外受到国家领导视察最多的是中国设计建造的现代化水泥工厂,例如2008年和2010年期间,有三位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视察了中材国际在沙特建设的SCC、RCC水泥工厂和叙利亚巴迪亚水泥厂。这些在国外建设的水泥工程,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项目所在国家的骄傲。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还亲自参加了华新水泥在塔吉克斯坦投资建设水泥厂的签字仪式。中国现代化水泥工程技术在节能、减排和环保方面的水平已得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市场广泛认可,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

可以预计的是,今后生活垃圾产生量每年还会以8%~10%的速度增长,污水处理厂湿污泥产量年增长量在15%左右。如何使生活垃圾、污泥和危险废物做到无害化、资源化的安全、清洁、高效利用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日益严格的要求相比,利用水泥工业“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污泥和危险废物的开展仍是“杯水车薪”,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尚存在巨大差距,发展速度缓慢。

为实现绿色发展,水泥工业主动实施余热发电、非选择性催化还原(SNCR)和分级燃烧脱除氮氧化物(NOx)等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技术,水泥工业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一再提升。尽管如此,由于高温窑炉存在CO2、NOx和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在环保面前,水泥工业好像仍是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目前,国内水泥工业面临去产能和减排的双重压力,在大气环境对工业排放敏感时期,环保部和工信部要求一些地区实施水泥工业“错峰生产”,以减轻对雾霾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容易导致社会对水泥工业在其他方面对环保的各种积极意义和贡献的忽视或主观地选择取舍。

国务院参事、原国家建材局副局长蒋明麟表示,发展缓慢主要有四大原因:一是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对“协同处置”的认知度不够,对改变已经形成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办法和格局,缺乏改革的勇气和措施;二是政府对“协同处置”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三是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管理和预处理工作开展缓慢;四是水泥行业在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和装备的开发应用不完善等。

水泥利废:一个被轻视的环保功能

财税金融政策有待完善

如果只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国家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在认识上就低估了利废的意义。这也许是我国目前只有《循环经济促进法》,而不是更有约束力的循环经济法的原因。其实,发展循环经济更现实更紧迫更重要的意义是环保。遗憾的是,我们许多社会管理者对垃圾围城、垃圾成山、危害环境的问题缺乏紧迫感,非到出了像深圳垃圾堆场滑坡等重大社会灾难问题才重视。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会上表示,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是一种可行方式,国家发改委将研究落实投资、价格、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政策。

在另一方面,对环保意义的轻视也来自业内。许多水泥企业的确存在着以利益驱动为主导的利废行为,看到的或重视的只是利废的经济利益。这些企业家们的担当意识没有上升到承担社会环保责任的高度,也没有意识到具有环保功能的水泥产业对于社会生态文明和水泥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从长远看,这恰是水泥工业对于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尽管企业存在趋利行为,不管利废动机如何,水泥工业处置利用废物客观上都实现了对环境的保护。

业内专家建议,国家做好顶层设计层面。国家“十三五”规划将水泥窑协同处置作为水泥工业节能减排的重点推广方向,促进“两型”社会建设,明确全国600个大中型城市周边的、有条件的新型干法水泥厂要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承担城市生活垃圾处置任务,逐步摒弃落后传统的焚烧炉处置形式、禁止未加处置的填埋。

水泥工业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物的历史悠久。有多少工业产业的固废要依赖水泥工业和水泥制品产业安全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呢?实在太多,笔者无法作全面统计,尤其是各种工业过程产生的危险废弃物,但是图1中所列出的相关产业已足够令人有一个大观。据2010年的数据,水泥工业固废利用已占全国固废利用量的30%左右。一些业内外人士认为水泥工业利废是理所当然,其实不然。水泥生产利用可燃废物,最初是因为国家能源短缺时降低水泥产品生产能耗的需要。水泥熟料生产有着严格的生料化学组分设计、成分波动范围和熟料产品质量控制要求,从系统稳定生产和质量控制上来说,组分变化或波动较大、所含微量元素不同和浓度高低、废物性能差异较大的各种工业固废的利用,均会对水泥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带来影响,需要通过研发,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加以协同和消除影响。可以说,每一种废弃物的利用都必须研发相应的控制技术,水泥工业的环保功能是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之上。

同时,我国要加强法律保证和政策支持力度。这包括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泥等废弃物管理的法规建设,如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和预处理管理制度、协同处置许可证制度、激励制度、长期供应保证制度和污染物排放监控制度等;把垃圾衍生燃料作为列入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允许跨地区利用。建立配套的城市垃圾收集、垃圾预处理系统,做到对于废弃物的分拣、收集、储存、运输、处置、利用和监控都有明确的法规约束。

协同处置废物,为什么非你莫属

除了顶层设计以外,专家建议,配套政策也须完善。

国内水泥工业处置废物开始时,中文用的是“共处置”一词,与其它产业用的“共处置”一样来自同一英文词co-processing的翻译。笔者觉得这样简单的直译或转用不能反映利用新型干法水泥窑炉处置废物的特点,因此一开始就建议用“协同处置”而不是“共处置”,现已被广泛认可。理由很简单,因为必须在水泥窑系统安全正常稳定生产出合格产品和满足各项环境指标控制要求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协同处置各类废弃物(包括可处理的危险废弃物),没有水泥生产系统正常稳定运行、产品质量和环境安全控制的要求,也就没有水泥窑协同处置各类废弃物之说,这也是水泥窑炉协同处置各类废弃物不同于其它高温焚烧炉的特点。事实上,利用水泥窑炉处理各类废弃物,在工艺上是一个协同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什么废弃物都可接纳协同处理,来者不拒;只有做到如下几个方面的控制,满足水泥正常生产工艺才能处置:

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国家有关部门给予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改造工程建设资金补助;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设立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物、污泥、城市生活垃圾的专项资金;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1)高温焚烧后各种废弃物灰烬化学组分,包括微量元素和干扰元素(钾、钠、硫、氯、磷)及其波动范围得到控制,以满足水泥熟料产品质量要求;

财政优惠政策。对开展水泥窑处置生活垃圾、城市污泥的企业实行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外,自第七年起,继续享受所得税减半的税收优惠。建议将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项目的专用设备增加到环保节能专用设备目录清单。允许项目设备投资额的10%抵免企业所得税。

(2)废弃物所含对金属和耐火材料具有较强腐蚀性的元素(如卤族元素(氟、氯、溴、碘)、重金属(锌、铅、铬)等)必须得到控制,以确保生产设备的安全运行;

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优惠政策目录》进行修订,增加给予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和污泥的税收优惠政策条款:根据水泥窑协同处置的年处理量,判定给予增值税优惠退税比例,即水泥企业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或污泥年处理量达10万吨及以上的企业退税比例不低于50%。

(3)处置过程中,必须满足各项环保指标控制要求,以确保不会生成影响环境的污染物。

确定合理的处置费用。对于水泥企业的“协同处置”,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处置费用。建议对生活垃圾和污泥等废弃物预处理工厂或车间的用电给予优惠或财政补贴。

需要指出的是,水泥窑协同处置必须也只能依靠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为什么?这要从新型干法工艺技术的特点说起。

支持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协同处置水平。建议国家在“十三五”期间重点支持水泥窑协同处置示范线的研发项目。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重点加强基础机理研究;深入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的有关废气排放标准、熟料质量和有害成分控制措施;提升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污泥、工业废弃物的预处理技术和装备开发。

现代新型干法水泥工艺的一大特点是高浓度碱性物料的预热、预分解。在高达100米左右的塔架上,数吨水泥生料粉体自上而下,从一至五级旋风预热器到达分解炉,在预热器中与来自旋窑自下而上的热烟气进行热交换,物料温度逐渐升高,并被分解和活化。在这个过程中,生料粉体从常温逐渐被加热到850℃左右,因此,这个过程不仅是物理的气固两相传热过程,也是化学的反应传质过程。生料中主要组分碳酸钙(石灰石)粉体在700℃左右开始分解为氧化钙(CaO)和二氧化碳(CO2),这种新生态纳米级的氧化钙活性非常高,对烟气中所含氯离子、硫酸根等酸性离子的化学吸附性很强。如果烟气中氯离子浓度过高,还可以采用旁路放风(在1000℃~1200℃条件下引出部分热烟气,并骤冷至180℃以下)的技术措施,降低烟气中氯离子浓度。这种化学反应吸附中和了烟气中的酸性组分,消除了二噁英生成的前驱体。新型干法水泥窑炉这些技术特点是垃圾焚烧炉或其它工业高温窑炉所没有的。

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从生活垃圾产生源头抓起,采取必要措施鼓励公众对生活垃圾树立“分类收集、有偿处置”的理念,并促进政府做好落实工作。政府要逐步合理调整公众生活垃圾处置费用。

例如垃圾焚烧炉,为了控制垃圾焚烧炉烟气二噁英排放不超标,我国垃圾焚烧炉技术规程也要求采用碱性物质(例如氢氧化钙粉)中和酸性烟气组分,而不能只依靠干性活性炭粉的物理吸附。可以粗略比较一下,目前承担北京高安屯和鲁家山两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飞灰无害化处置的琉璃河水泥厂年处理的飞灰量不过7万吨左右,相当于这两家工厂平均每天用200吨左右的氢氧化钙中和酸性烟气。根据有关资料,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生活垃圾3000吨,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1800吨,这两大垃圾焚烧厂日处理烟气所用氢氧化钙量与焚烧的生活垃圾量比例约为1:24,即1吨碱性物质要中和24吨垃圾焚烧产生的酸性烟气。一条日产3000吨的熟料生产线,一般一天可处置500吨生活垃圾,中和酸性物质的粉体碱性物(氧化钙占比按65%计算)与处置的生活垃圾比例为1:0.25。这种比较虽然粗略,但可以看到水泥生料预分解产生的如此大量碱性粉体对烟气中酸性组分强大的化学吸附与中和能力,和垃圾焚烧炉工艺相比,处理烟气酸性组分如同“杀鸡用牛刀”。

多部门联动逐步推进

现代新型干法水泥的第二大优势是拥有温度高达900℃左右的预分解炉和与之相连、长达60-90米长的水泥旋窑,窑内固相物料的温度从窑尾900℃逐渐上升到熟料烧成带1450℃,气相温度从窑头烧成带的1850℃~2200℃(火炬的温度),到窑尾降至1100℃~1200℃,这远比垃圾焚烧炉850℃左右的温度要高,烟气和物料在窑内高温下滞留的时间相比在垃圾焚烧炉内长数倍。这种高温下的长流程确保了各种废弃(含部分危废)物的彻底分解。这是目前环保部门确认多达37种危废物(危废种类多达50大类之多,37种仅是危废中的一小部分)可被水泥窑协同处置的科学依据(见表一),也是垃圾焚烧炉所不具备的特殊能力。

水泥窑协同处置需要全社会参与,更是水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之一。它的推广、普及的难度和复杂性与余热发电不可同日而语。

除此以外,水泥窑系统还有许多垃圾焚烧炉不具备的特点。特别突出的是,水泥窑协同处置是一站式终处置和资源综合利用,不像垃圾焚烧炉二次产生飞灰这样的危废物以及需要二次处理的炉底渣。在协同处置中,可根据垃圾和废物的物化特性(例如固态、液态、颗粒尺寸等)在窑头、分解炉等部位或生料粉磨等过程中投入,水泥熟料烧成过程中对垃圾废物中的无机组分,可吸收,可固溶,这也是包括垃圾焚烧炉在内的其它高温窑炉所不具备的。在科学意义上,单位水泥熟料中能吸收和固溶多少危废固相组分都有依据可计算。根据垃圾的化学组成可测算出一定产能的水泥窑系统每天能安全处置的危废和生活垃圾数量上限。例如,日产5000吨熟料的窑炉系统,采用比较经济的处理办法,每天可处理的生活垃圾500-800吨,如果对垃圾进一步深化处理,将其水分进行有效控制,处置量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从经济性来看,水泥窑系统处置废物能力虽有较高的上限,但是不在乎量小,也不在垃圾热值高低上“挑食”,在处理废物种类和数量方面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与垃圾焚烧炉不仅对生活垃圾热值品质要求较高,还需要生活垃圾供给量达到较大规模(例如每天300吨以上)才比较经济的特点不同。从道德风险来看,由于协同处置必须在水泥正常工艺条件下进行,不能主观改变,客观上排除了一些垃圾焚烧炉企业曾出现的为降低成本“偷工减料”,造成二噁英等污染物超标排放的问题。

蒋明麟表示,从外部来讲,它的实施需要多部门的联动、沟通与合力推进,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还需要讨论探究以及全社会的认同与支持;从水泥窑协同处置本身来说,需要更加严谨的科学研究论证和技术支撑、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实时的检测等,这是由于水泥窑协同处置关系到水泥的质量和废弃物的排放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确保实现对废弃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工作。

其实,和其它高温窑炉一样,水泥窑协同处置的二噁英等污染物排放问题也是社会和环保部门高度关注和严格控制的问题。为从理论和实际上证明水泥窑协同处置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华新水泥、海螺水泥、中材国际(南京)等单位投入大量资金,与大学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合作,开展了实证性和理论研究,其中,仅对最受怀疑的二噁英排放浓度测定就投入数百万人民币。社会大众有所不知的是,所有高温窑炉二噁英排放浓度目前还不能在线实时监测,取样检测一次非常昂贵,要花数万元人民币。广州越堡水泥、溧阳天山水泥和华新水泥等企业的实测结果表明,在预分解炉内处置污泥和生活垃圾还可以形成还原气氛,显著降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这些研究和现场检测验证工作所取得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大量实际数据,确证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的二噁英排放浓度比欧洲和我国的排放标准低数倍甚至一个数量级,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也显著降低,为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废物、工业污染土、城市污泥和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由此可见,水泥窑协同处置决不能追求短期内的普及,这是一个非常科学严谨的事情,必须在清晰理性的观念指导下,以积极的态度、稳健的步伐、科学的规划,实现逐步的推进,坚决避免“一哄而起”的情况。水泥窑协同处置绝不仅仅是水泥行业自身所能实现的,这需要全国所有相关部门、相关行业的协同作战。

由此可见,水泥窑协同处置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随便就能实现的功能,在技术上是非常有难度的。一旦通过技术创新满足上述多方面的控制要求,其优势也是其它高温窑炉处理废弃物工艺无法比拟的。技术创新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各类工业固废、城市垃圾、污泥、污染土和部分危险废弃物,无论在生产系统正常稳定运行和水泥熟料产品质量上,还是在资源利用和环境控制指标方面,均是可行的、安全的、可靠的,环保的,也是比较经济合理的。

处置工业危废物,舍我其谁

由于前已述及的水泥预热、预分解和高温旋窑系统的优势与特点,以及实际检测结果,在温度高达1600℃以上的长旋窑中开展安全无害化处置工业危废物得到工业、环保等部门的积极支持和规范管理,2016年环保部发布了《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2016年72号)。由于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危废物特点不同,协同处置不同危废物的技术具有个性化特点,不同企业的处置技术开发和通过环保认定许可的可处置的危废物种类也有所不同。在国家公布的50类工业危废物品中,笔者归纳的金隅水泥、华新水泥、海螺水泥三大企业已通过环保认定许可的可协同处置危废物品已达37类。这是水泥工业对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相关工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试想一下之前媒体报道的那些因城市工业污染土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如果这些危废物不能被安全无害化最终处置,将会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危害!由于金隅股份、华新水泥、海螺水泥、中材环保等企业在处置危废物方面的技术与工程示范,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危废物已成为北京、广州、武汉、南京等特大型城市和许多工业城市不可或缺的环保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表一已获证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废物种类

污泥处置,在竞争中展现优势

在大规模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后,污泥处置成为污水处理的关键节点。在“十二五”期间,城市污泥处理成为国务院批准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水专项的课题。在众多技术路线的竞争中,以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天津院)为项目负责单位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项目脱颖而出,获得批准立项。由于这是国家管理层级最高的科研开发项目,说明政府和社会对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给予厚望。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围绕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这一核心技术路线,各种污泥预处理技术竞相出新。在工程实践中,大规模和超大规模(日处理千吨级)处置污泥的技术获得工程化突破并实现工业化运营。上海建材集团、天津院等单位率先突破污泥预脱水技术,采用一步法将污泥含水率降低到50-55%,在保证水泥熟料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了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的能力、降低了处置污泥的能耗,进一步提高了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的技术经济竞争力。此外,由于城市污泥中难免存在有害组分,因此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污泥,从环保的意义上来说相较于其它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笔者参与并见证了该项目立项和技术创新发展过程。在政府主管部门中,国家发改委最先认可并鼓励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1〕2919号),使得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的创新发展获得政策支持。和得到政府认可的其他污泥处置技术相比,由于在技术、环保和经济方面显著的竞争优势,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首选。

处置垃圾焚烧飞灰,形成“统一战线”

一直以来,在生活垃圾高温处置技术选择方面,对选择垃圾焚烧或水泥窑协同处置存在争议,但是支持垃圾焚烧者也承认的是,垃圾焚烧方案还存在另外的问题,一个规模经济问题,一个是二次产生的垃圾焚烧飞灰和炉底灰渣的处置问题。垃圾焚烧飞灰是二噁英富集、被国家列为危废物的物品。炉底渣,由于燃烧不充分也可能含有大量的污染物成分,如果处理不当仍存在着污染环境的问题。因此,垃圾焚烧一方面处置生活垃圾,一方面却产生危险废物和废渣。从环保的意义上来说形成悖论,因此垃圾焚烧必须解决飞灰的安全无害化处置和炉底渣处理和利用问题。金隅琉璃河水泥厂自主开发垃圾焚烧飞灰安全无害化处置技术,在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市发改委的支持下,不断完善提升,终被北京市环保局认可,为北京市垃圾焚烧厂的飞灰处置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最终,在生活垃圾处置方面两个竞争性的产业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成为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环保基础设施。类似地,金隅琉璃河水泥厂在工厂内建设的垃圾焚烧飞灰的预处理车间,也采用了全透明玻璃幕墙设计,向社会开放,有效地提升了工厂协同处置清洁生产形象。金隅琉璃河水泥厂垃圾焚烧飞灰的协同处置技术为全国垃圾焚烧厂和新型干法水泥厂和合作提供了样板。

处置生活垃圾,敢问路在何方

尽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已先入为主进入国家政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推进并不顺利,一直是政府和社会的疼点和难点。生活垃圾填埋形成“垃圾围城”不行,采用垃圾焚烧又出现社会大众非常敏感的二噁英排放问题。一些城市在垃圾焚烧厂选址方面成为问题焦点。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能否作为一个政策选项,需要从科学上、技术上、环保上、经济上、城市管理上以及市场机制等方面都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来自于有关方面对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科学性、合理性的怀疑。

奇怪的是,从国外引进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没有受到质疑,而同样是在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在国内创新发展时,却在科学性、合理性方面不断受到种种质疑和怀疑,这是不是缺乏自信呢?这种怀疑和否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水泥窑协同处置工程技术的创新发展,因为工程技术创新离不开工程项目的支持,每一个工程项目都是工程技术创新发展的一个支撑。

实践表明,在科学技术上和技术经济方面证明水泥窑协同处置的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在市场竞争中处理好与先入为主、已得到政府认可和政策支持的垃圾焚烧产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尽管生活垃圾焚烧不仅得到国家支持,中央政府还对垃圾焚烧发电上网电价给予补贴,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负担,但地方政府还需要在土地、投资、环保、社会认可等方面承担较大责任。在技术经济方面,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不仅投资很大,还受到规模经济的限制。显然,垃圾焚烧发电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小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置,特别是今后,如果来一次“垃圾革命”,从制造到消费到回收利用,政府强制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分类、再利用,最后才是资源化处置利用,出现垃圾短缺、断供的状况是必然的。汶川地震后建设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厂都已关门大吉就是先例。因此,在中小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可持续性并不乐观。

为促进全社会对水泥窑协同处置废物特点的认识,近年来,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水泥协会不断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支持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政策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不断提出议案。在政府方面,贵州省政府敢于突破,2013年制定《贵州省推行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实施方案》,2014年5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发文《关于促进生产过程协同资源化处理城市及产业废弃物工作的意见》,2014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座谈会”,俞正声主席亲自主持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的专题讨论,有关方面都参加了会议,形成基本共识,即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虽然是与垃圾焚烧发电竞争的对手,也是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补充(例如在不宜发展垃圾发电的城市和地区),更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好帮手(处置垃圾焚烧飞灰)。在各个方面的努力下,2015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发文《关于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理生活垃圾试点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节[2015]第28号),进一步确定了6家企业为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试点单位。工信部还确定了贵州省为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省级试点单位,2016年11月在贵州召开了现场工作会议。

从2010年至2017年,与水泥窑协同处置相关的国务院和部委发布的政策已达26项之多(表二)。这些直接和间接支持水泥窑协同处置的政策创新和政府主管部门的直接推动,加快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的创新发展。但遗憾的是,水泥窑协同处置企业迄今仍然不能享受国家对生活垃圾处置的财政补贴。其实,在市场机制下,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公平竞争环境。笔者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不用多久,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一定会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表二水泥窑协同处置相关政策汇总(按发布时间排序)

自主创新,打造中国特色中国样板

回顾过去,如果说中国发展新型干法水泥技术走的是一条全生产线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的创新之路,那么在发展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废物的技术,打造环保功能水泥产业方面,主要是依靠自主创新。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与国外不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将主要的传统工业转移到工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加之社会文化与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在城市污泥、生活垃圾、工业危废物等主要废弃物的种类和物化性质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大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引进复制。别无选择,中国只有走自主创新之路。在技术创新发展中,除了北京水泥厂引进意大利污泥间接干化装备、海螺水泥引进日本流化床热气化炉、华润水泥引进丹麦热盘炉,以及生活垃圾破碎机等专项装备外,水泥窑协同处置各种废物的全产业链系统工艺技术创新和装备开发与集成,都是自主创新的成果。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工业体系完备,相关技术装备基础条件不断提升,为工程技术自主创新提供了支撑条件。

2010年,中材集团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与金隅北京水泥厂、广州越堡水泥等一批企业合作,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利用水泥窑余热直接干化和间接干化污泥的工艺技术,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成为水泥工业向环保功能产业发展的全国排头兵和标杆企业。金隅集团响亮提出金隅水泥企业要做“城市净化器、政府好帮手”,在安全化、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北京工业危废物、下水污泥、工业污染土的安全无害化处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金隅集团的创新发展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主管部门先后视察了金隅北京水泥厂,笔者也曾陪同考察,见证了一些领导对水泥工业向环保功能产业转型给予的肯定和赞扬。金隅集团的成功实践为全国水泥行业的绿色发展和技术创新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各地来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科研开发单位和水泥企业发展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积极性。这个时期是中国水泥工业在绿色发展中从自发到自觉向环保功能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2013年,华新水泥、中材国际与天山溧阳水泥、海螺水泥自主创新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技术被国家发改委批准为低碳发展全国试点示范项目。这三个企业的协同处置技术创新路线各有特点,适应了中国不同城市和区域生活垃圾的产生和管理特点。值得指出的是,在当时国家政策一边倒支持生活垃圾焚烧的环境下,国家发改委敢于将这三个企业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列入国家级低碳示范工程并予以财政补贴,体现了鼓励创新、敢于担当的精神。事实上,这些示范工程成就了中国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创新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华新水泥在其株洲水泥厂示范线基础上,又针对武汉中心城市日产2000多吨生活垃圾的问题,开发了大规模生态化预处置生活垃圾的技术体系。华新技术体系包括建设在武汉市陈家冲垃圾填埋场旁的大规模生态化预处理工厂,其处置能力已达到每天2000吨。从单一工厂处置量来说,创了世界纪录。原生态垃圾在生态化预处理工厂内通过分选分类、破碎和生物干燥,成为工业化产品替代燃料。在地方环保部门的理解支持下,华新水泥利用长江水系运送RDF,在武汉相邻地区的华新水泥工厂配置协同处置能力,水泥厂替代燃料率高达到40%以上。华新水泥的技术路线为我国大中型城市圈大规模生态化集中预处置生活垃圾、利用周边水泥工厂协同处置提供了可行的技术示范。

南京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和天山溧阳水泥采用在城市垃圾填埋场旁建立生活垃圾收集、分类、破碎预处理工厂,将处理后的生活垃圾送至该地区的水泥窑协同处置,该项技术的特点是保证区域内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垃圾填埋场仅作为生活垃圾的临时储存场地,以备水泥厂因各种原因暂时停产时储存之需。地理空间上水泥厂与城市环卫功能分离、不改变水泥工厂的产业外观形象,一条日常5000吨熟料生产线能承担城市生活垃圾日产生量在500吨左右的处置需求。

海螺铜陵水泥从日本引进流化床热气化炉,采用在水泥工厂内一体化处置生活垃圾的技术路线,在水泥工厂内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储和预处理车间,生活垃圾由城市环卫部门直接送到厂内收储车间,然后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破碎,热气化处理与水泥窑炉生产线实现无缝对接,利用水泥烧成系统代替垃圾焚烧厂的尾气净化系统,形成了将热气化炉预处理生活垃圾与水泥窑协同处置一体化的中国版技术。

2015年,华润水泥采用丹麦史密斯公司热盘炉技术,集成开发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技术,针对广西宾阳县生活垃圾特性和热盘炉技术特点,开发出适应不同品质生活垃圾的热盘炉燃烧控制技术,并与水泥窑炉系统实现无缝对接,形成与热盘炉燃烧特性相适应的生活垃圾剪切破碎、生物干化、挤压脱水的预处理技术,成为中国又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技术体系。

在这些具有示范性样板工程建设基础上,中国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技术创新不断发展,各种技术体系不断完善提升,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应不同品质特性、不同数量规模大小、不同地方条件限制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多种技术体系。在国家水专项污泥处理课题和许多省市级技术研发项目的带动下,协同处置技术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包括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系统集成技术、生活垃圾生态化前处理与水泥窑协同处置系统集成创新技术、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焚烧飞灰工程化技术、城市污泥深度脱水与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水泥窑协同处置配套用耐火快速修补材料等。这些成果分别获得各种奖励,其中,华新水泥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创新成果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它成果有的获得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硅酸盐学会建筑材料科学技术奖,有的获得所在省市的科学技术奖。海螺水泥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技术获得2009年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先技术“蓝天奖”提名奖。

中国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创新成就和推广应用,不仅在于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是对世界水泥工业协同处置技术发展的中国贡献,为已经享誉世界的中国水泥工程技术和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水泥产业提供了新的核心竞争力,也为其他国家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国设计、中国创造、中国样板。

走向新时代,向环保功能产业转型

其实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的新型干法技术取得突破之后,我国水泥工业的领导就开始关注国际水泥工业科技新的发展方向。2000年,国家建材局主管科技的蒋明麟副局长就组团到欧洲考察,调研发达国家水泥工业协同处置废物的发展,笔者有幸担任随团翻译。瑞士苏黎世附近的一家以处理城市污泥、汽车废旧轮胎和工业可燃废物的水泥厂,由于其环保功能的定位,在政府环保政策的支持下实现了“负成本”运行,这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不久,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的蒋明麟参事,发表了《水泥工业处置和利用可燃废弃物技术和政策研究》,指出不能单纯从经济利益上将处置废物理解“变废为宝”,“水泥行业要把处置和利用可燃性工业废弃物作为本行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蒋明麟及其他两位参事上书国务院领导,提出了《关于利用水泥工业处置废弃物的建议》,使得水泥工业协同处置废弃物开始受到国务院领导的关注。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和中国水泥协会领导对水泥窑协同处置给予高度重视。2002年,笔者随同原国家建材局局长,时任中国建材工业协会张人为会长考察台湾台泥花莲工厂,调研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在台湾的发展,2004年笔者又陪同张人为会长赴欧洲丹麦、德国、日本等国专题考察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技术的创新发展。之后,更多中国水泥协会、企业领导和技术专家组团出国考察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工作;国内有关会议、论坛和技术交流此起彼伏,行业内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污泥和生活垃圾技术的创新工作开始涌动,并逐渐形成热潮。2012年下半年,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在乔龙德会长领导下,发起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的“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创新工作,将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创新纳入其中。2013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支持利用现有水泥窑无害化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和产业废弃物,进一步完善费用结算机制,协同处置生产线数量比重不低于10%。”但是,中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多达1600余条,进行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和产业废弃物的生产线数量目前还没有达到国务院的要求。

回首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实际上每一个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的落地,都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结果,尤其是生活垃圾处置项目。当前,中国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和项目的创新发展已进入快车道。随着各种协同处置技术的不断完善提升和示范工程增多,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选择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污泥和生活垃圾,越来越多的工业危废排放企业依靠水泥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越来越多的环保专家参与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创新发展,大势所趋,真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

展望新时代,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将受制于越来越严的环保法规、毫无妥协余地。因此,发展协同处置,向环保功能产业转型发展,必将成为淘汰落后水泥、化解水泥产能过剩和产品同质化竞争的重要战略举措。可以预见,将来即使水泥企业处置生活垃圾仍不能公平享受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得到的政府补助,水泥企业也将积极发展协同处置技术和业务,向环保功能产业转型。从发达国家社会发展对水泥需求的演变规律来看,能否成为政府认可的环保功能产业将可能是许多水泥企业的生死线。

走向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美丽就是生产力。由于水泥窑协同处置在投资、环保、社会影响方面,在技术先进性和多样性、以及对处置包括生活垃圾在内的不同废弃物种类、品质和数量的适应性等等,其竞争优势不可抗拒,地方政府会逐渐把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和工业废弃物作为首选,水泥企业向环保功能产业转型的愿景正在变为现实。在这方面,金隅集团又走在了全国水泥行业的前列。不久前,北京市根据中央批准的四个定位,将北京水泥厂、北京琉璃河水泥厂认定并更名为北水环保科技公司和北京琉水环保科技公司,负责处置北京城市污泥、工业危废物、下水污泥和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等各类废弃物,成为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可以说,只有这样的水泥企业才可能真正成为基业长青、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走在新时代,不胜感慨。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笔者作为在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负责行业科技工作的专职副会长,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参与了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创新规划、有关国家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争取和实施、以及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建议和贯彻,亲历和见证了中国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发展从学习、借鉴、跨越到自主创新,技术水平从低到高、中国特色和中国创造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还在企业中零距离感受了在发展协同处置技术和环保产业中的战略创新、责任担当、坚忍不拔的企业家精神。为了创新发展中国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这些企业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很多项目亏损经营多年仍矢志不渝,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尽管技术创新无止境,现有技术仍然还有较多创新提升空间,笔者深信,中国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已完全具备国际竞争力,必将随着中国水泥工程技术和水泥产业的国际化走向世界。沿着向环保功能转型的大道前行,中国水泥工业一定会走得更远更高,中国水泥工业由大变强的中国梦在新时代一定会很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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